苏联为什么在1930到19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于那以
苏联晚期，也就是完成了工业化后的时期，在经济上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两个：一是资源错置，二是劳动积极性丧失。
苏联在快速完成工业化后，依然把大量的资源配置在重工业，能源工业和化工上，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加上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吃大锅饭，导致了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这使得苏联经济在工业化后时代里无法继续发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它没有搞好内需，没有搞好消费品工业，没有搞好服务业，没有搞好农业。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苏联经济的失败，是因为有两个人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一个人是邓公，他提出了“抓大放小”，就是中央只抓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全部放开，交给市场去做。另一个人是陈云，他提出了“鸟笼经济”，就是放开了的经济也只让它在一定范围里活动。这样，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都有了发展的空间，解决了苏联经济资源错置的问题。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经济也避开了苏联经济的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的问题。
美国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低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说中国骗了他们几十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只看到邓公“放小”的效果，看不到他“抓大”的效果，因为他们以前见过的第三世界国家，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像中国这么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这得感激太祖和第一代领导人了，他们不辞辛苦，搭建了一个从航海到航天，门类齐全的重工业体系，虽然实力不是很强，但结构完整。）当改革开放搞活了轻工业和农业后，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也让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军工如今能够井喷式地发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几乎和西方军工科技并驾齐驱的地步，（这是西方知名智库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ＩＩＳＳ，在其最近出版的年鉴 “军事平衡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７中下的结论。）就是因为当初邓公“抓大放小”，把中国重工业的实力“雪藏”起来了。
转载/分析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体制在经历了许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却被证实是无法生存的？不难理解，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经济危机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现在看来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是，苏联经济体制的突然崩溃当时确实令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大吃一惊，有关这个体制崩溃的原由事前并没有被人们注意到。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将为所有国家，包括原苏联各共和国自己的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教训。
虽然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几乎已经从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消失，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仍然试想影响资本投资的数量和类型。一项对全靠资本积累获得的经济增长的重新考察，可作为这种试想的佐证。我们的考察根据西方及俄国的大量有关文献，再次证实了这些文献中的许多结论，但是仍有两个令人吃惊的重要发现：
● 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最初速度可能很快，但随后突然下降：60年代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从1960至1987年，就投资和教育比率而言，苏联的经济增长情况是世界上最糟的——甚至低于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水平。
● 虽然过分地依赖资本积累常常被认为是苏联经济体制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但是事实上一些业绩良好的国家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也很高。苏联经验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对投资的依赖，或投资的平均收益低，而在于其经济体制僵化使投资收益迅速下降。
苏联最后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率相比结果如何？1960至1989年苏联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是2．4％，略高于世界中等水平。这个显然很适中的增长率是根据如哈佛大学的Abram Bergson等一代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估算的。
然而，恰如其分的评估要求我们将一国的经济业绩即它的产出与投入量（如投入的资本）联系起来。Stonehenge（英格兰Salis bury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译者注 ）之所以是个奇迹，那是因为它是几乎没有使用资本设备建造起来的；今天如果有谁动用重型机器设备在十多年中垒起一小堆石头，我们谁也不会为此所打动。一旦我们认识到1960至1989年间苏联的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增长率只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时，我们就会感到苏联的经济增长状况看上去并不令人满意——或者对苏联百姓来说不划算。
我们可以利用所有国家人均经济增长与入学率（有利于增长的因素）、人口增长率（不利于人均增长的因素）、实物资本投资率（有利于增长的因素）相关性的平均统计资料，进一步进行这种国际比较。事实上苏联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很有利于经济增长：除了投资率高以外，它是世界上中学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人口增长率异乎寻常的低。
苏联的增长率只相当于各国的平均水平，因此其经济发展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大一部分负的余差，我们可将此归咎于苏联经济原本就不是典型的经济。将苏联的余差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从1960到1989年，苏联的负增长余差最大，因此是世界上经济效益最差的国家。对比一下苏联公民为了追求高投资和入学率而被迫放弃的个人消费有多大，我们就会感到，苏联产出的增长率与按国际标准计算的结果相差甚远。
经济文献中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状况恶化的一个最为流行的推论是外延型增长说：即苏联过分地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资本增长快于劳动力等其他投入的增长可能会导致资本收益递减，即使资本持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产出的增长也会下降。所谓外延型增长的定义是，资本存最的增长快于产出的增长。苏联的资本存量与产出的比率的确一度曾以惊人的速度上升——1950至19 87年间每年增长约2．5％——这支持了有关苏联依靠外延型增长的传统观点。
然而，这种传统观点存在着一个问题。与传统的观点相悖，苏联资本产出率上升不足为奇：许多国家的资本产出比率也呈上升趋势。不仅如此，战后时期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都在这种外延型增长的国家之列。斯坦福大学的Jongil Kim 和 Lawrece Lau估计，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1960至1990年间资本产出率年均增长幅度超过3％，高于苏联同期的增长幅度。麻省理工学院的Alwyn Young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并在这类国家和地区中加上了新加坡。造成苏联低效益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外延型增长模式本身，而在于其外延型增长的效益低。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的经济最初增长很快，而以后却明显下降了。在开始阶段，资本稀缺：并非所有的工人都可以配备机器。将机器提供给原来没有机器的工人将会产生很高的效益；只要还有工人没有配备上机器，这种效益会始终保持很高 。然而，当所有的工人都将配备上机器，新增机器的收益率最终将会下降到几乎为零 。我们在苏联工业部门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格局，我们估计了这个部门自1950年以来的资本收益率。资本收益率在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高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资本与劳动力供给的饱和，1960年以后，资本收益率急剧下降；到7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部门新投资的收益率实际上为零。苏联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同样如此。